其他
陈伟光│后疫情时代的全球化与全球治理：发展趋势与中国策略
摘 要
《社会科学》2022年第1期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冲击下，全球化及其治理体系面临重大转型。虽然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但是，疫情带来的国家和市场主体选择行为的变化，将加速昔日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超级全球化的终结，以多元化、慢速化、区域化和数字化为特征的再全球化将开始登上舞台。同时，未来的全球治理在大国博弈下会发生权力、观念和制度的结构性重塑，呈现权力的多元化、观念的多样化以及制度的碎片化趋势。中国需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为全球化提供动能，推动与新型全球化相适应的全球治理的形成。
作者简介：陈伟光，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金融学院教授、博导
这场疫情是一次罕见的人类危机，历经两年，新冠肺炎病毒几经变异，连续袭击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和地区。作为一个持续冲击的外生变量，新冠肺炎疫情不仅给人类安全带来了重大损失和持续性威胁，也使得全球生产要素和产品流动受阻，断裂的供应链、产业链难以有效恢复，严重衰退的世界经济难以复苏，长期停滞将成为世界经济的新常态。所以，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加剧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演变，国际政治经济格局随之重塑，全球化和全球治理呈现新的发展趋势。
一、全球化：
不可逆转性与疫情后的新走向
全球化的不可逆转性强调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指的是在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上，世界范围内产生一种内在的、不可分离的和日益加强的相互联系。不管人们承认与否、喜欢与否、害怕与否，全球化作为一种客观的世界历史进程，深刻影响着各国与世界的命运。习近平指出，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大势，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历史地看，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达到一定高度并与经济开放政策相结合的必然产物，表现为在技术进步和经济开放的条件下，要素和商品在跨国流动、交易中形成全球市场的过程。也就是说，经济全球化的形成和演进需要满足科技进步、市场经济与国家开放这三个重要条件。
在经济全球化的三大条件中，科学技术是人类正确认识自然规律的知识体系和运用这一知识的实践方法。科学技术伴随着人类历史发展不断进步升级，具有不可逆转性。市场经济是人类在长期经济活动中自发演化和建构的一种社会制度，作为人类非物质性伟大发明，市场经济是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所采纳的经济体制，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国家开放是国家对外政策的重要选项，主权国家一般会根据总体利益、内部党派与利益集团的权益分配，以及其他国家在开放中的相对收益，综合考量开放的程度，所以，国家开放一般具有一定的弹性和政策可塑性，主要大国的开放政策成为决定全球化速度和规模的关键变量。近年来，逆全球化浪潮主要是因为美国对贸易、投资、人员等开放政策作出收缩性安排，表现为对超级全球化的一种调整，反映了全球化“不可能三角”的存在。但是，国家开放政策的调整主要是短期的、相机的和策略性的，长期的、全球范围的封闭政策在现代社会是难以想象的。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世界退不回彼此封闭孤立的状态，更不可能被人为分割。所以，从全人类的长远发展来看，全球化进程从根本上有利于人类的普遍利益，因而是不可阻挡的人类文明进程。
尽管经济全球化不存在根本性逆转，但全球化进程不是一帆风顺的，曲折性和波动性贯穿整个全球化的历史。也就是说，坚守全球化不可逆转的总体态势认知，并不否认全球化进程的非线性和非连续性，甚至一段时期的减速、停滞、倒退，最终导致全球化的重组、转型和新一轮全球化的开启。
必须承认，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全球化的短期打击具有摧毁性。一些学者认为，新冠肺炎疫情给本来正在萎缩的全球化以重击，成为压垮全球化的最后一根稻草。另一些学者认为，新冠肺炎疫情会加速全球化演变，但全球化的基本面没有改变。评估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化的影响，需要考虑金融危机以来各类冲击产生的逆全球化的叠加效应。
第一是对贸易的冲击。贸易是世界上最古老、最普遍的经济联系方式，全球贸易的扩张是全球化发展的传统标志。贸易全球化得益于开放的自由贸易秩序，一战前英国主导的全球化和二战后美国主导的全球化都是如此。金融危机后，保护主义逐步兴起，贸易增速不断下滑，贸易占GDP的比重下降，2011年以后，贸易增速连续9年低于GDP增速。中美贸易摩擦以来，大国贸易冲突加剧了贸易全球化的萎缩。全球疫情发生后，众多国家出台贸易限制措施，贸易运输中断，贸易订单减少，贸易规模大幅下滑。至今，全球贸易全面复苏面临风险，全球服务贸易复苏势头减弱。
第二是对产业链的冲击。产业链的全球布局和扩张是本轮全球化的基本特征。金融危机后，美国针对产业空心化的弊端，开始重视制造业回归，产业链的扩张受到了一定的限制，2018年美国发起的全球贸易摩擦，使全球产业链再次遭到破坏。新冠肺炎疫情直接冲击了东亚、欧洲和北美生产网络，造成世界三大生产网络产出和链接的大幅下跌、休止和停顿。值得关注的是疫情冲击下产业链受阻会刺激产业回岸和转移的市场行为，同时，非常时期的市场脱钩风险被政治利用而放大，触发国际社会对现有产业链脆弱性的市场安全和战略安全的关切，动摇过去几十年建立起来的产品内分工体系的基础。过去由西方发达国家跨国企业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将会在未来发生猛烈的规模缩减、范围缩小、地理变更和形式变化。
第三是对投资的冲击。国际直接投资是资本全球化的基础。金融危机以来，受保护主义影响，国际投资持续走低，全球跨境并购萎缩。中美贸易摩擦以来，美国加大了对来自中国投资的限定，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经历了断崖式下降。疫情的全球暴发更是直接阻断或延迟各国之间的跨国投资行为，未来出于价值链的稳定性、安全性和自主性考虑，主要经济大国会采取措施，鼓励企业内向化发展，限制本国企业的跨国投资和布局，加强对外投资的安全审查。
但是，与之不同，新冠肺炎疫情在打击传统经济的同时，又助推了数字全球化的兴起。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暴发，以人员、货物流动为特征的传统全球化骤停、休克，与此相对，“非接触型经济”广泛兴起，视频交流、电商平台、电子商务、智能物流等经济形式大规模兴起。全球化的形式将发生重大改变，表现为从货物贸易全球化的衰落到数字全球化的崛起。在国际贸易领域，全球贸易电商化成为疫情下国际贸易的显著特征，疫情后全球贸易电商化会趋于常态化。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随着全球贸易投资规模的缩减以及产业链、供应链的缩短，经济区域一体化的现象开始显现，如CPTTP、RCEP等自由贸易协定先后达成，“一带一路”倡议不断走深走实，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由此来看，疫情首先通过阻断生产、消费和流通的联结而冲击全球经济，疫情危机也是一场破坏经济全球化的危机。从时间来看，疫情发生在全球化退潮的关键时期，贸易摩擦和疫情冲击叠加的综合效应，最终使得疫情成为全球化历史的转折点。从行为来看，跨国公司的市场选择行为和国家的政府干预行为决定全球化的走势，前者主要以经济利益为导向，后者主要体现为战略安全利益，疫情的全球暴发加剧了大国战略博弈，也凸显了产业链的脆弱性，使得市场性脱钩和政策性脱钩行为动机同时强化，加速全球化的衰退。后疫情时代将迎来全球化的重塑和再造，即西方主导的超级全球化走向更加多元化、区域化、慢速化、数字化的全球化。所谓多元化是指参与主体的多元，全球化不再由某个国家完全主导，而是由多个主要大国共同主导，国际货币不再由美元主导，多元货币格局将加快形成。所谓区域化是指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态势中断，全球化的整体性走弱，取而代之的是区域化或跨区域化竞合格局的形成。所谓慢速全球化是指贸易投资的扩张速度降低、规模相对缩小、产业链缩短，产业将经历从离岸到近岸再到回岸的变迁，首要大国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程度降低。所谓数字全球化是指数字作为生产要素在全球的快速扩张，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以及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运用对全球化形态的改变。
二、全球治理：
疫情悖论与大国博弈均衡
从环境学的角度来看，这次疫情造成的影响是一起典型的环境灾害事件。与恐怖主义、金融危机这些全球性风险相比，新冠肺炎病毒危机是非人格化风险，即它来自自然界，不是某个群体或者组织有意为之导致的。从病理学角度来看，疫情使得人类世界每一个国家、地区、民族、社群乃至个人之间都发展为生命共同体，保护自身就是保护别人，拯救别人就是拯救自己，抗疫是典型的公共产品。然而，疫情又不同于外星人侵略地球或小行星撞击地球等构想的特殊灾害事件，后者是人类以完整单一的行为体面貌出现的，面临的是不可避免的整体性、毁灭性伤害，人类会因此变得无可比拟的团结。病毒由于是人与自然界互动而产生的环境灾害，是所谓零号感染者带来的外部性，这为所谓病毒的发源国之争留下了空间。一旦病毒扩散超出本国政府的控制能力，个别国家的政客就会借机将危机起源“人格化”，把自身的失责归因为外国的“卸责”，以转移国内应对危机不力的矛盾焦点。最重要的是疫情在中美两个大国战略矛盾激化的情况下暴发，而且，由于疫情的暴发时间不同、抗疫模式不同、制度不同，“甩锅”中国转移矛盾成为美国的“最佳”选择。也就是说，尽管合作抗疫具有共同利益，但大国博弈下疫情引发冲突的状况更为严峻，导致霸权国与崛起国冲突和对抗的概率递增，“中国源头论”“中国责任论”“中国赔偿论”等论调一时间曾甚嚣尘上。
全球治理原本就是理想化的产物，折射出早期提出者的乌托邦思想，一些学者曾质疑过这一概念的脆弱性。但无论如何，全球治理是针对现实世界中全球性问题需要走向合作共治而提出的社会科学命题，是源自全球化时代国际政治的理论呼应。
事实上，对于全球性问题，如疫情危机、金融危机和生态危机等跨国外部性问题，缺乏世界性中央政府担负责任并有效解决这些问题。为了克服无政府治理的缺陷，替代性做法是成立全球治理的机制，维护正常的国际秩序。这些协调机制如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对全球治理起到关键性作用，当然，主要大国的领导力和大国间协调是国际组织有效运行的先决条件。一个好的全球治理的目标是发展一整套维护全人类安全、和平、发展、福利、平等和人权的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然而，现实中的全球治理难以达到这一善治目标。缩短全球治理实然和应然之间的差距，是衡量人类社会进步的基本标准。显然，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加大了而不是缩小了这一差距，避免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导致全球治理的危机，关键是找到理想与现实、实然和应然之间的平衡点。
必须承认，中美博弈的走向是决定全球治理实然和应然之间是否平衡的关键。从一定意义上而言，当前全球治理的基本格局主要由中美两个大国的关系决定，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管控好中美分歧是全球治理结构稳定的基础，中美关系的协调与稳定是全球治理体系有序运行的前提，如果中美陷入对抗和冲突，有效的全球共治将难以形成。
必须看到，中美博弈的均衡在疫情的冲击下再次被打破，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流行加快了中美关系的下滑速度，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高涨和国际合作的欠缺将加剧世界的无序状态。疫情后中美博弈新的均衡点，取决于在国际格局演变新趋势下两国的博弈策略选择。
在这一国际环境下，中国的选择是十分清楚的，就是作为融入传统多边治理体制的建设者，坚守多边主义，改革和完善传统的多边体系，并在能力范围之内塑造与多边体系相互补充的区域治理机制。美国作为传统多边体制的主导者，选择的是联合一些国家，对原有的多边体制进行针对中国的重新设计，达到遏制和孤立中国的目的。如果多边体制改革走向不如美国所愿，美国可能选择边缘化以WTO为代表的多边体制并使其功能丧失，再建立其他区域性机制，把中国排除在其掌控的俱乐部之外。此外，美国会选择建立以美国为中心的多重双边机制，并通过霸王条款限制其合作伙伴与中国建立相关合作协议。由此可见，疫情后中美博弈主要集中在多边领域的相互制衡，中国需要防止多边制度出现不利于中国的重大变革，推动WTO多边机制功能的健全和完善。另一方面，区域性机制和双边机制将兴起，中美分别主导或参与的区域合作机制的关联性会逐渐走低，全球治理的碎片化、分立化现象会越来越明显。因此，由于中美分歧的加剧，全球治理实然和应然之间的差距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如果多边体制改革走不出困境，全球治理将陷入乱局。如果双方能就多边体制改革和双边协定谈判达成共识，全球治理将步入新的轨道。
三、疫情下的全球治理：
国家凯旋、领导缺失与未来格局
国家回归的另一个结果是提供全球治理公共产品意愿的下降和领导力的缺失，无领导的全球治理是造成当前全球治理乱局的主要原因。一般而言 ，有效的全球治理实践依赖合理的治理结构，全球治理的领导是治理结构的关键和核心。金融危机期间，美国作为引爆全球金融危机的策源地，为了尽快消除危机的影响，减少危机的长期损失，美国有强烈的合作意愿，也愿意发挥领导力，提供应对危机的财务成本和外交努力，搭建合作平台，凝聚国际合作力量。中国从全球和中美共同利益出发，积极协调大国间货币、财政等宏观政策，共克时艰，提振信心，向世界展示一个发展中大国的责任担当。可以发现，与金融危机治理情景不同，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危机中，美国的角色反差出人意料。美国在中国暴发疫情的时候，其政府部门不但没有给予应有的援助合作，协调好联合防疫抗疫的工作，反而隔岸观火，推卸责任，并趁疫情之机，鼓动中美经济脱钩，联合西方盟国污名化中国。相较美国的角色和表现，中国无形之中扮演了一个抗疫先行者和引领者的角色。在2020年年初中国防疫抗疫最艰苦的时候，中国以必胜的决心，采取最严格的措施、最精细的管理，遏制新冠肺炎病毒的蔓延和扩散，也为全球疫情的防控赢得了宝贵时间。在抗疫取得阶段性胜利之际，中国更是感同身受，一边做好自身防控，一边尽己所能向需要的国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在新冠肺炎病毒不断变异、疫情反复无常的阶段，中国采取全覆盖大范围的核酸检测与疫苗接种相结合的办法，全面有效控制了疫情，同时积极主张新冠肺炎疫苗的全球可及，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公平供应。作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一员，中国不仅以自身努力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疫苗援助，不断与其他国家开展疫苗研发和生产等合作，还提出并推动各国关注发展中国家抗疫存在的挑战与困难，尤其要确保发展中国家能公平公正地参与全球疫苗分配，让新冠肺炎疫苗真正成为人类战胜疫情的国际公共产品。
由此可知，疫情下全球治理的国家凯旋、领导缺失以及大国战略博弈的加剧，加速了全球治理的结构转型，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治理结构将产生新的变化，具体表现在：
一是权力结构。二战以来的全球治理是霸权领导下的以国家为主体的治理，随着美国霸权的相对衰落和一批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崛起，美国在全球治理中的领导能力和领导意愿双双走低，特别是在这次应对全球疫情危机的挑战中，美国不但没有扮演全球治理的领导角色，协调全球联合抗疫的国际行动，反而充当全球抗疫的推责者和搅局者，指责中国的抗疫模式和世界卫生组织的抗疫工作，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正常秩序受到影响。与此相对，中国作为快速崛起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日益走近国际舞台的中心，全球治理的权力结构悄然改变，也正是在应对这场全球疫情危机的过程中，中美两国抗疫的客观效果以及国际援助行动能力的反差，使得两国的治理能力在国际社会中又有了新的比较。未来，在全球治理权力结构中，东升西降的趋势会在疫情冲击下加速形成，全球治理因权力结构的分化而变得更加碎片化，传统的全球多边治理将面临改革困境，地区治理将会迎来新的快速发展趋势，更为重要的是控制疫情所需的国家权力集中以及之后的路径依赖，全球治理权力结构中国家与非国家权力的非对称性会更加明显，国家强势回归的特征会进一步显现。
二是观念结构。全球治理的应有之义体现的是全球主义和多边主义，中国倡导的“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观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全球多边主义精神的再现和升华，但是，面对全球主义和多边主义的现实困境，大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观念分歧进一步加大，达成共识的空间越来越小。在这次疫情防控中，中美不同的抗疫模式和后果不仅反映了不同国家的治理能力，更是体现出不同的治理理念和意识形态。在疫情冲击下，中美两国的全球治理观和背后的意识形态交锋变得更加激烈，全球多边合作难度加大，全球治理的集体行动将面临更大困境。
三是制度结构。首先，传统的多边制度面临改革困境，受疫情影响，WTO改革将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一方面，WTO的纠纷解决机制停摆并将继续延期，受疫情的影响，美国没有动力解决这一问题。另一方面，疫情中断了世界贸易的正常运行，在后疫情时代，尽管不少国家存在减少贸易壁垒、促进国际贸易增长的动机和愿望，但是，由于中美两国在贸易领域的不平衡性，需要克服较大困难才能达成双边和多边共识。更为可能的是美国会加紧同一些国家就竞争中性、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等问题，进一步孤立中国。此外，增加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在IMF和世界银行的投票权问题，一直是美国不情愿而为之的事项，疫情过后，投票机制的改革会出于对中国影响力增大的担忧而受到阻扰。其次，一些区域性制度建设和改革会加快推进，如RCEP协定的顺利达成、中日韩自贸区的加快推进以及中国正式申请加入CPTPP，同时，美国也将牵头与所谓志同道合的国家，加紧各类区域贸易协定谈判。再次，双边机制将在疫情过后蓬勃兴起，美日、日欧贸易协定加速形成，中国也会加快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协定和区域协定的谈判。由此来看，中美两个大国将有可能产生两套制度体系。而且，疫情冲击导致权力结构变化和观念分歧加大，发达国家与中国正在形成两个平行体系的景象正变得愈发清晰。换言之，美国和中国正在开始形成两个“异质”的“全球化”动力之源。
四、中国的战略准备与应对策略
第一，科学认知全球化是中国处理好自身与全球化关系的基础。从全球贸易摩擦到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在逆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中国始终是全球化的积极支持者，反对并顶住这股逆流，坚信全球化的不可逆性，这是在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基础上对全球化规律的正确认知，中国对全球化理性的态度，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同时也需要看到，国家的意志在全球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导向作用，逆全球化的兴起反映了美国对全球化的态度和借机向中国等国家的推责，新冠肺炎疫情更是加剧全球化的停滞、衰退和转型。中国不仅需要关注全球化在规模、速度和模式上的重大改变，作为全球化的关键变量，更需要把握全球化的度，与世界各国一道开辟一条新型全球化道路。关键问题在于中国与全球化的关系从融入者转变为引领者，如何处理与美国的关系。全球化分工体系具有关联的共同利益，中美都需要认识到在同一个全球化体系中寻找平衡点的重要性。美国对中国采取战略竞争为主的思路，并不意味着中美之间合作的需要和潜力就消失了，美国对华遏制战略的升级，并不意味着中美关系不存在合作的弹性空间。中国需要充分发挥积极性和主动性，推动中美在新的全球化进程中的建设性合作，努力维护好、修复好全球产业链，防止中美经济的全面脱钩，在区域化发展的同时，积极谋求在多边场合展开中美协商和沟通，避免全球化人为分裂成两个相对分离的“半球化”。
第二，理性看待全球治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全球治理集中表现为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政治。人类世界有一个全球化的经济，但没有一个与此相适应的世界政府，我们的国际政治仍然是一个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政治。这种结构性矛盾使得全球治理的善治目标始终是一种理想状态，治理赤字和公共品赤字成为常态。但更需要认识到，当前的全球治理不是一般的全球性问题治理失效、失序，而是全球治理机制成为最严重的全球性问题。全球治理机制已经陷入二战结束以来的最大困境，全球治理的问题首先要解决全球治理机制的生存问题，然后才是全球治理机制运行效率的问题，如争端机制停摆后WTO的生死存亡或未来的改革问题，世界银行和IMF的治理结构改革和投票权问题等。这些问题随着疫情的暴发和蔓延变得更加严峻，面对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制度秩序所遭遇的空前挑战，中国首先需要在大国博弈中尽力避免全球治理体系的撕裂，力争在多边框架中解决矛盾和问题，化解美国联合他国组建针对中国或排除中国的国际机制和国际规则。必须强调的是建立在全球化基础之上的全球治理，对全球化具有巨大的反作用，一个善治的全球治理是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化的根本保证，全球化负面问题的解决高度依赖全球治理的有效运行以及国家的治理能力，把一切问题归咎于全球化是片面的和狭隘的。全球治理体系重组以及全球治理能力建设，关系未来全球化之路的方向和模式，对于全球治理这个源自西方理论而目前弃之不顾、实践中走偏的命题，中国可以从理论上赋予全球治理新内涵新范式，在实践中探索全球治理的新路径和新举措。
第三，正确处理“危”与“机”的关系，重塑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的合理匹配。从一定意义上而言，历次国际危机的爆发，中国都能避免深陷其中，有效化解危机从而转危为机。面对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国由于资本市场防火墙的存在，保持中国经济在东亚一枝独秀的地位；面对全球金融危机，中国经济同样遭到重创，但由于应对有力，在全球经济中损失相对较小并较早摆脱危机阴影，危机过后，中国的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显著攀升。这次，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病毒首先袭击中国，中国也是率先战胜疫情并复工复产的国家，为全球抗疫和全球经济恢复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国际社会面对疫情所致的全球化至暗时刻，期望中国成为“拯救全球化的主角”。如法国国际关系与战略智库专家认为，“中国如今是唯一可以拯救全球化的国家”，赋予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意义。英国《金融时报》载文呼吁，“中国挺起来振兴全球需求”，前提是“中国可以通过维持经常账户赤字来显示其领导力”。
必须看到，所谓拯救全球化不仅需要为全球化运行提供动力，更需要为全球化的治理提供领导力，并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制度规则体系。全球化的萎缩和逆全球化的兴起，与其说是全球化走得过远，不如说是全球治理以及国家治理没有适应全球化的发展，全球化的弊端没有得到有效治理，全球化与全球治理不匹配是全球化与全球治理双重困境的关键。中国既要量力而行，扩大开放，拓展市场，为世界经济提供需求，又要发挥自身的优势，为全球化提供产能，同时需要提升自身的制度性权力，建立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具体的策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充当世界经济稳定之锚，以高水平开放的确定性应对全球化的不确定性。更加重视自主创新，继续做好自己的事情。宏观经济政策上精准施策，刺激经济稳步复苏，中观上修复产业链，推进产业链的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互动，微观上做好企业纾困工作，增进企业活力。第二，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高质量发展，探索“一带一路”倡议的机制化建设。“一带一路”倡议是新型全球化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中国提升参与全球治理能力的重要平台，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高质量发展客观上需要“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机制化建设，形成“一带一路”倡议的原则、规范、规则和标准的基本框架，推动多边机制创新发展。第三，坚守多边主义，力促G20峰会机制的发展和完善。多边主义是迄今为止全球治理最合理的途径，多边合作是解决全球性问题、应对全球性威胁最民主、最有效的方式。G20峰会机制是应对金融危机的产物，也是南北国家多边合作共治的核心平台，在全球危机处理中发挥着重要的领导作用。在全球治理领导力日益式微的情况下，中国需要共同维护好G20这一多边集体领导机制的稳健发展。第四，推动制度型开放，促进全球治理制度创新。制度型开放强调一国国内制度与国际制度协调、合作，既包括国内制度与国际制度、国际惯例、国际规则、国际标准的对标与协作，又包括国内制度的规则、标准向国际社会推广，形成国际制度。所以，制度型开放是全球治理制度创新的前提，全球治理制度创新是制度型开放的目标，对于崛起大国而言，没有制度型开放就没有制度协调和制度共识，推动全球治理制度改革和创新的目标就难以实现。新的高标准治理制度的发展演进趋势，是中国推出制度型开放的压力，也是中国主动扩大开放的动力。中国需要在扩大制度型开放的同时，推动全球治理制度创新。
结 语
疫情不是全球化的结果，但的确是在全球化作用下快速蔓延的全球性危机，疫情直接冲击要素流动、阻断产业链流转，加速金融危机后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和逆全球化的发展趋势，虽然长期来看，不可能动摇全球化的大势，但昔日由霸权国主导的超级全球化将面临实质意义上的终结，与此相对应，以多元化、慢速化、区域化和数字化为特征的再全球化将会产生。必须看到，疫情加大或触发了大国的战略安全考量和企业的经营环境风险考量，主要大国之间的产业关联将减弱，经济脱钩趋势加强，由跨国公司市场选择行为驱动的经济全球化越来越受到国家行为的限制，国家的战略竞争、制度竞争乃至价值理念的交锋都在未来再全球化的巨变中得到深刻体现。
疫情是突发性公共事件危机，引发的经济衰退也是全球性的，几乎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幸免，也没有任何国家可以独自应对和解决，唯一正确、理性的选择是团结合作。然而，疫情暴发并没有让我们看到所希冀的全球治理景象，在霸权国家看来，联合抗疫必须服从大国战略利益的需要。疫情不但没有成为合作的纽带，反而成为打击和推责于对方的机会。疫情冲击下的全球治理已经岌岌可危，演变为严重的全球性关切，全球治理已经陷入二战结束以来的最大困境，表现为国家中心主义回归、多边制度秩序困境，全球善治的理想目标成为空中楼阁。未来的全球治理将在大国博弈下发生权力、观念和制度的结构性重塑，呈现权力的多元化、观念的多样化以及制度的碎片化趋势。
中国是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后来者，改革开放后，中国融入全球化并不断发展壮大，逐渐走近全球治理舞台中心，中国与全球化及其治理的关系是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的集中体现。作为全球化的受益者和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积极参与者、推动者，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的全球化及其治理的大变局，中国需要继续做好自己的事情，加快形成国内强大市场，为世界经济提供需求，发挥自身优势，为世界经济提供产能保障和产业合作，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同时，需要坚守多边主义，提升自身的制度性权力，在扩大制度型开放的同时，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制度创新。
往期推荐
庞中英 马偲雨｜国际体制的成败——Susan Strange的最后论文、欧洲协奏和21世纪的全球协奏